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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场翻译官陈汇祥

发布时间:2020-06-28作者:吴江辉

上世纪60年代,在中国援越抗美的部队中,有八位来自华侨大学的学子,被称为华大“八金刚”。化学系1961级陈汇祥,是其中之一。
  那是1966年,有关单位到华侨大学挑选懂越语的学生到部队担任翻译,在两千多名学生中最终只选出了八位:化学系陈汇祥和洪南星、中文系陈旺祺和苏昆平、物理系陈江海、数学系黎汝尧、艺术系梁廉,以及政治系苏春霖。“那时血气方刚,也没有想那么多,就毫不犹疑地服从安排。国家有需要就要去。”4月14日,广州校友会老校友座谈会上,今年77岁的陈汇祥声音响亮,精气神很好。
  他回忆,当时援越是个秘密行动,同学甚至连父母都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,而且去也没有期限。就这样,他提前毕业,拿到了1966年全校的第一本毕业证书,编号“001”,然后就到福州军区集训,当年11月随中国后勤部队七支队进入越南。
  那时,正值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,战火纷飞,条件极其艰苦,随时可能阵亡。据美国国防部宣布,1965年2月至1968年11月,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的空袭已达10.77万次,越北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16.2吨,投弹密度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。“1967年5月19日,胡志明生日那天,就有100多次的轰炸,还直接命中了很多援越部队的阵地、营房,伤亡很大。”陈汇祥说。
  为不打扰当地百姓以及避免百姓意外被炸,当时援越部队都驻扎在村外的小山边或林子里。“搭茅棚,睡竹床,每个人的床底都挖有一个掩体,一拉警报就往里跳,一天要跳很多很多次。”陈汇祥说,若是外出执行任务听到空袭警报,或者观察到天上有敌机临近,没有掩体,就要就近躲在车后或是路边的树林,“很危险,但正是这种严酷的战斗环境,锻炼和考验了我们!”
  越南地处亚热带,蛇虫鼠蚊特别多,山边、树林就更多。援越抗美,陈汇祥生活上过的第一关就是要不怕蚊叮,不惧蛇扰。“尤其是晚上,窗边和树杈上不时会瞅见一个三角形的小脑袋,顶着两颗圆轱辘的小黑豆,一根开叉的小豆芽一伸一缩挺吓人的,那就是蛇!”陈汇祥说,战士们的身边就手处都放有小木棍,用以赶走这些好奇的“不速之客”。
  而吃的,主要是脱水蔬菜和罐头。陈汇祥说,后来因文革,补给有困难,上级号召发扬南泥湾精神,自力更生,干脆各部队自己在驻地开荒种菜,收获时种的豆角都摘不完。偶尔,两广籍战友们打到一条蛇,那就有鲜美的蛇羹尝尝了。
  陈汇祥所在的七支队是工程兵部队,主要负责步兵和飞机坑道建设。他则主要承担中国部队与越南部队及当地百姓的联络、沟通工作,帮助首长翻译讲话稿以及一些日常翻译等。
  “虽然我是越南归侨,但从小就在华文学校上课,越文学得并不多,越语也不熟练。”陈汇祥说,“要完成好翻译工作还是很吃力,但在炮火纷飞的环境下,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”地图上越文地名看不懂无法指路,就下车问当地百姓;越南百姓被炸伤或患病送到驻地部队来,因医疗术语比较专业,只能边说边比划地当起翻译;翻译首长讲话稿时,边查字典边翻译;为驻地老百姓播放《英雄战歌》等宣传电影时,就在一旁解说剧情,尽量让他们看明白……
直至1968年底,越美巴黎和谈取得进展后,陈汇祥才完成任务归国。值得一提的是,经过两年多激烈的战斗,虽然翻译队伍中也有伤亡,但华大“八金刚”都平安归来。
  “要特别感谢在华侨大学的历练,否则我可能没法熬得住援越抗美时的那些苦日子。”回顾过往岁月,陈汇祥感概万千。
  1961年,陈汇祥考入华大,成为化学系首届学生。当时华大正处于创办初期,条件非常艰苦。大一至大三,化学系先后借用集美华侨补校、泉州师范学院的校舍上课,大四时才搬到华大校本部。在集美时,每周要能吃到点胡萝卜,“就高兴得不得了”;在泉州师院,除了去实验室,“上课都是打赤脚”,而他的宿舍也是学校的广播室,到处堆着广播器材;即使学习在校外,周末他们还经常回校参加校园建设劳动,挑沙子、搬石头、平整土地等等……
在校时,陈汇祥也参加了“四清运动”,被派到晋江农村,住在农民家,三顿吃“地瓜渣稀饭”,白天和农民一起挑水、锄草、施肥,真正与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“这段经历,也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”。
  “虽然当年学校的条件很艰苦,但同学之间很团结,相处很快乐。”陈汇祥说,那时华大的文体活动开展得很不错。印象最深刻的,是1964年,作为国庆15周年献礼的大型歌舞剧《东方红》在北京献演后,随即在全国掀起了热潮,华大也很快开始排练。“那时全校参与,即使没有参加演出,大家也会到服装、道具组帮忙。我们华大真是太了不起了!”大一起就加入校文工团乐队、是曼陀铃乐手的陈汇祥,演《东方红》时,全程担任了音乐伴奏。
  沧桑岁月,离开华大已有五十多年,但回首与母校的点点滴滴,陈汇祥依旧心潮澎湃。“华侨大学,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”他说。

——原文载于《华侨大学报》第960期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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